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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为什么提出这个命题?


  我请萧功秦11月去重庆参加《探索》杂志编辑部和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组织的“重庆模式研讨会”。我发现基本上请的都是左派,重庆搞马克思主义的人也非常多,基本是马克思主义理念来解释重庆模式和中国模式。


  相反,自由派前几年进行大规模批判,今年以来基本抱抵制的态度,也不研究也不看。我和苏伟写的《重庆模式》一书,北京主流媒体几乎没有报导,基本态度就是不表态。


  我给苏伟提出意见,他说右派请不来。我说你们可以通过我请,但,他们重庆对我态度也是讳莫如深,连拍电视也把我拒之门外。


  针对这些不正常的现象,我争取了三次发言机会,谈了几点看法。第一,重庆打黑以后最具有搞民主的基础。第二,我和左派在理论方面的区别。由于我是第一 本《重庆模式》的策划者和作者,所以他们对我尚且能容忍。但是老萧用另一套语言,讲到“唱红可能被毛左利用”的时候,当场起来七八个号称是韩德强的粉丝, 大骂萧功秦,包括“你竟敢反对文化大革命”这样的话。苏伟告诉我,韩德强的粉丝比我多。


  苏伟作为召集人,很不好意思,我倒挺高兴,这说明我说对了,就是重庆今年以来受到了左派理论的影响。


  我和萧功秦商量,趁他来北京开会的机会,请一些中派,用新理论解释重庆模式和中国模式,不用左右派意识形态化的理论。


  我特别提到,当年毛泽东和刘少奇“四清”争论。少奇做得左,毛说得左,说错了的危害更大。做错了,多伤几个人,之后好纠正。说错了就很难改。


  今年超越左右翼,我国理论界成果不小。包括张木生的新民主主义,提倡“超越左右”。我组织多次对话,许多有水平的朋友来捧场,对话的深刻程度不错,在我的博客和共识网及时整理、发表,效率非常高,很大促进了我国思想界的对话。


  《改革内参》最近登了我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文章,这是两年前经济日报内参跟我约的稿,现在才发表。所谓改革派也在调整,他们要是不容纳新的东西,把改革意识形态化,恐怕没有人听了。坚持超越左右是正确的。


  萧功秦这种学者说话有分量,他是一个历史学家,而且他的书我也看过,还是不错的,一直就是超越左右的思想,理论比较新。所以我们今天就重点听听萧功秦来讲,子明可跟他对对话。


  用非意识形态化的新理论研究中国和重庆模式,可能会得出非常有益的结论。我举一个经济学的例子:左派说重庆在搞社会主义,那么沿海搞的是资本主义,就 是他们必然的结论,两极对立。我用西方经济学自己的逻辑去分析:比如自由贸易的基本根据:比较利益是存在的,就是说:不是资本追逐劳动,就是劳动追逐资 本,总要在某处结合,能够符合比较优势的发挥。我们并不否定这个理论。


  但我强调要注意前提。就是比较利益是动态的。静态比较利益的发挥,是受到西方国际霸权的干预的,就是: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不能去西方做工,就是说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。那么,就只有资本可以自由流动,而且先到我国沿海地区。这个道理就是:人过不去,资本就过来了。


  那么,在我国内部呢?就是人可以自由流动到沿海,那么资本就不会自动去内地了。这就是说市场机制确实可以扩大分化的。


  现在,内地交通解决了,劳动力总体上不过剩了。


  比较利益的实现形式会不会有变化?如果某些内地形成了增长极,而且给予劳动力以有效的支持,比如廉租房,那么,内地的劳动力会不会就不去沿海了?如果 是着而已,那么沿海的资本会不会就过来找劳动力了?这都是不违背比较利益的,我们不反对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,就是改变一个前提。


  只是变了一个前提。


  所以我预计,重庆是努力是可以改变这一前提的。国内外资本会去的。


  如果这样研究,就比较客观有效,能够获得共识,超越在“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,两条道路斗争”中间进行选择,这样大家分裂,永远不会有共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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